北海康成创始人、CEO薛群在ICORD大会上讲演

在9月7日的 ICORD大会上，一位尼曼匹克患者组织的创始人分享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历，他几次接触正在开发相关药物的国际生物技术公司，希望将中国患者纳入临床试验，都遭到了拒绝。

引入国外已上市或正处于研发阶段的药物，可能是解决中国罕见病患者需求的一种可行途径。在北海康成创始人及CEO薛群看来，并非外国罕见病药物开发企业不愿意进军中国市场。

薛群最近接触了一家知名的外企，这家外企与北海康成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向FDA申请新药的研究中必须有中国患者加入。“通常这些只有一两个产品的公司，在全球一盘棋的情况下，承担不起中国临床失败的风险。他们需要更专业、更具开发经验的合作伙伴，保证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质量和进度。这正是北海康成可以保证，也想投入的事业。”薛群说道。

在ICORD会上，北海康成正式对外宣布成立专注罕见病药物开发的平台，该平台将会重点引入一系列国外已上市或处于后期临床阶段的罕见病药物，形成产品线集合，希望对国内罕见病市场产生促进与推动作用。

北海康成创立罕见病药物开发平台是内外因双重作用的结果。

曾任健赞中国区第一任总经理、美国健赞公司全球卓越运营策划部高级总监的薛群，2003年开始负责健赞罕见病药物在中国的布局。14年间，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在罕见病领域的土壤从贫瘠逐渐肥沃起来。此前，这个领域没能获得业内足够的理解、政府的支持以及保险业的关注，近年来则有很多重要的进步，如每项新药改革里必提罕见病药物，卫计委刚刚宣布国外已获批的罕见病药物在国内可以免临床直接申请上市，可治罕见病目录也即将出台。

在这样快速发展的阶段，业界最需要一个引爆点。

“所谓的引爆点，指的是中国公司能够成功开发并推动上市国家承认、国内患者急需、疗效有所验证的罕见病药物，这不仅意味研发上的成功，还能带来应有的商业价值，成为整个行业迅速发展的突破点，促进政府、保险等在这一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我相信国家很需要这样一家公司，政府也在等这个契机，谁走到前面，就可能成为未来领军的企业、独角兽公司。”薛群告诉研发客。

看好罕见病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抓准契机是北海康成创立罕见病药物开发平台的内在原因，同时，国际合作的机遇则是外部推手。国际上现在开发罕见病药物的企业中，近多半的创始人和CEO曾与薛群在健赞共事，他们了解到薛群在中国创立了北海康成，纷纷找到薛群，希望通过北海康成让他们各自企业的罕见病药物进入中国市场，实现全球化，而这也正符合北海康成的战略发展方向。

立意开发罕见病药物后，下一步是思考采取怎样的模式和构架。薛群希望建立精力更集中、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和最大发展空间的平台，而北海康成刚成立时关注的是亚洲人群高发、高死亡率、无药可治的恶性实体肿瘤。所以，薛群最终没有将罕见病药物开发平台放在北海康成现有框架下，而是成立具有独立财务核算系统、又可以跟北海康成共享资源的独立子公司。

北海康成的罕见病药物开发平台采用“引入开发”的商业模式，引入国外已上市的孤儿药或进入临床后期开发阶段的产品，迅速推动这些产品在国内的研发和上市。鉴于这是有针对性地引入一系列产品，薛群将这称作“一揽子计划”。

据薛群介绍，欧洲的SOBI和Orphan Europe这两家公司在初创时，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平台型模式，引入一些产品，然后在当地市场获得专利授权，获取销售分成，Orphah Europe主要针对意大利市场，SOBI主要针对北欧。这两家公司选择这样的模式主要是因为他们最了解当地医保和市场准入的情况。

而北海康成跟这两家公司的思路并不完全相同。薛群表示，中国罕见病药物开发领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只代表一类患者、一种疾病跟政府谈开发和准入的问题，总是会被当做个例，难以实现逐个击破，这也是拜耳肺动脉高压药物万他维退市的原因。但是北海康成相应的平台将引入若干个罕见病的解决方案，形成集成效应，比如将50种可治罕见病的中国权益握在手中，增加谈判的砝码，再去跟国家政策对接，政府方面会有更周全的考虑，否则中国的市场机会将会一再延迟，影响整个领域的发展。毕竟罕见病的相关政策不仅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还是会对社会和产业界等各参与方造成深远影响的决策，是公平和平等的判断。

不仅通过快速推动引入产品上市，以此撬动国内孤儿药市场，薛群还承诺，由此获取的相应利润会用于投资国内完全自主研发、针对中国罕见病人群、并能做到全球上市的孤儿药开发。因为中国只占全球孤儿药市场很小的份额，如果实现全球同步上市，价值更为可观。

另外，北海康成这一平台与国际企业的合作方式也会非常灵活。据薛群介绍，平台将不局限于引入和授权，还可能选择完全合作开发以及分享部分股权等方式。由于北海康成与勃林格殷格翰、药明康德有生产上的合作，能够把复杂的生物药生产工艺转化到中国，做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分子生产。因此，在这个领域积累的经验和伙伴关系让北海康成在合作的生产方面也可以发力。这让北海康成的罕见病药物开发平台在对外合作方面，有更多自由的选择。

“从这几方面来讲，‘一揽子计划’可以说是中国目前能拿得出、最好、最经济的解决方案，可以迅速带动产业发展。”薛群说。

在选择引入哪些产品时，北海康成并不希望单纯输入国外的罕见病药物，更希望充分发掘国外罕见病药物的潜力，运用两方面资源和政策的优势，去发挥“1+1=3”的效果，而非盲目引进。具体来说，北海康成关注婴幼儿发病、诊断和病因明确、临床表现突出、治疗方案效果明显、需长期用药并且国际化模式合理的罕见病上。

溶酶体贮积症（LSD）就是薛群眼中非常典型的例子。LSD的发病原因是基因突变导致巨噬细胞中缺乏某种酶，一些废物不能被排泄掉，毒性逐渐积累影响细胞的功能。该病发病机理清楚，治疗方案也很明确，遵循缺乏什么补充什么的原则，需要长期治疗，并且治疗效果很明显，可以让患者过上接近正常人的生活。

想要在引入后做好本土化，国内相关疾病的发病率等情况也必然成为考虑的重点。薛群在健赞就已经研究过的两个案例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比如庞贝病在中国福建和广东的发病率要远高于西方的白种人，所以健赞在开发这个药物的时候，特意将台湾设为一个临床点，因为在台湾入组患者比在大陆快得多，有助于迅速推动药物上市。地中海贫血在中国南方的发病率也远高于北美，在中国做研究，可能很快就能在美国获得孤儿药的认定。这样的产品将是北海康成的目标。

目前，薛群已经开始了具体项目的接洽，预计两年内引入若干个产品，实现国内罕见病药物上市零的突破。

引入若干项目后，如何进行临床开发和市场推广，是形成完整商业的两个重要环节，北海康成在这两方面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思路，后期临床开发也一直是北海康成非常擅长的部分。

薛群介绍，北海康成在开发治疗恶性实体瘤创新药过程中，采用Biomarker引导患者精准入组，比较高精尖的临床设计可以保证临床试验规模较小、临床效果突出。而孤儿药的临床开发跟恶性实体肿瘤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且北海康成团队中有很多具有罕见病药物开发经验的成员，也搭建起注册、临床前、临床开发、Biomarker筛选、上市等团队，可以实现人才和资源的共享。

原健赞中国罕见病药物开发市场准入核心团队相聚ICORD

实际上，针对不同罕见病产品的临床设计很可能面临不同的挑战，其中共性且突出的是临床终点的设定。

薛群表示，罕见病药物的开发是突破性研究，需要大量研究和调查确认患者没有药物时是什么状态，用上相应的药物后是什么状态。这是设立临床终点的关键。比如治疗黏多糖病1型（MPS1）的药物，其中一个临床终点是测量小孩用上药物后是否能在没有任何搀扶情况下独立行走六分钟的距离, 结果是用药组比对照组的中位行走距离长了39米。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显著提升的信号，虽然由于入组患者数量少未达到数理学统计意义，这个药还是破例被FDA批准上市。因此，北海康成在检验设立引入产品的临床终点时，要判断其是否能给患者带来显著改善甚至带来质变的临床效果，同时要考虑有多大把握能够实现这一临床终点，西方的医保和护理的条件在中国是不是能重复，因为护理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也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就不光需要国际经验，还要有中国的经验才能做出最合理的判断。

药物上市后的销售和市场推广也是北海康成坚持自己掌控的环节。薛群认为，一方面，原研公司一定对自己开发的产品理解最深刻，能让产品真正达到效果。另外一方面，罕见病的市场模型非常集中，将几个大的诊断和治疗中心建立起来，就能覆盖大部分的患者。当初健赞在北上广3个城市成立了6家戈谢病治疗中心，就能覆盖整个中国的戈谢病患者。加上医生和患者非常需要治疗产品，也不需要做大规模的市场推广，医生和患者会主动找到公司。这本身不是一个“推”的过程，而是一个“拉”的过程，非常有利于获得最好投入产出比。所以，北海康成的市场推广将会更关注医生培训、辅助患者组织的活动、推动更精准的诊断。

“其实在罕见病领域，今天的中国就是30年前的美国。当时健赞是美国唯一的罕见病药物开发公司，有人说到那工作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风投机构担心患者太少没有回报，不肯投资。美国政府让健赞CEO去国会听证，结果被议员臭骂一顿，说健赞挣的是黑心钱。现在看来，健赞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所以，一定不要低估一家公司的标杆和引导作用。只要有一个产品做出来，就有成百上千的跟上，我们对于触发罕见病领域健康发展的生态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自己做成产品。”薛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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