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对于罕见病用药开发，除了税收抵免之外，更有效的激励手段，是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开发和公立-私营部门合作。
今年的美国生物技术大会暨展览会（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改为虚拟会议，名称也相应改为BIO Digital 2020。在年会的《新一代罕见病用药激励》主题环节（Next Generation Orphan Drug Incentives），多位业界专家热议罕见病用药开发激励政策。与会专家关注的主题，包括是否需要修订现行法律？如何将罕见病用药研发与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开发原则相结合？罕见病用药开发如何成为公立-私营部门协作的典范（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
很多罕见病患者仍然在急切盼望有药可用
尽管仍然存在未竟需求，但罕见病用药一直被认为是药物开发卓有成效的领域。
会议环节主持人、公益组织Genetic Alliance首席战略官Natasha Bonhomme女士认为，罕见病药物开发前景光明。但她同时表示“很多（实际上是大多数）孤儿病或罕见病患者，仍在等待适用的治疗药物。尽管来自于利益攸关方的投入一直源源不断，但很多患者仍然在急切盼望。”
▲Genetic Alliance首席战略官Natasha Bonhomme女士（图片来源：Genetic Alliance官网）
40余年不变的罕见病法定定义，是否应该修改？
纽约Lowenstein Sandler律师事务所FDA监管事务负责人James Shehan律师表示，1983年《罕见病用药法案》（the Orphan Drug Act of 1983）早已就位。Shehan律师在回顾了该法案的历史，展望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建议修订相关立法。
▲Lowenstein Sandler律师事务所FDA监管事务负责人James Shehan律师（图片来源：Lowenstein Sandler律所官网）
Shehan律师表示，《罕见病用药法案》自颁布以来，虽然经过多次修订，但罕见病用药的定义一直没有变化。自该法案正式实施以来，被FDA认定为罕见病用药并最终进入市场的药品数稳步上升。目前，共计有涉及503个药品的7400多份罕见病用药品认定请求，部分药品因多种罕见适应症获得批准。Shehan律师表示，上述503个药品中，大多数药品（占78%）是针对一种适应症获批。
在过去几年中，罕见病用药已占FDA每年批准新药数的40-50%。罕见病用药销售额年增长率，约为非罕见病用药的两倍。预计到2024年，全球罕见病用药市场规模将占全球处方药销售额的20%。 Shehan律师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开始讨论以多种方式修订《罕见病用药法案》。在首个罕见病用药获批之后出现的产品，以及对后来产品的批准，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更好的安全性、有效性。这样的情况，使得大家对相关药品专营权的范围产生了疑问，尽管这样的争论只限于具体药品。 2018年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公布的审查罕见病用药认定报告发现，对罕见病用药认定的审查缺乏一致性。例如，审查人员评估受相关疾病影响的患者数是否低于20万的标准，是否应该有所不同。这份报告认为，可以开展更多的工作，把更多的罕见病用药推向市场。Shehan律师表示，一些人士对这项法案提出批评，指出尽管出台罕见病用药认定政策的初衷，不是针对有利可图的产品，但现在“有很多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例子。”一些人士建议，把影响的患者人数阈值从目前在全美为20万患者降低。此外，还有建议认为，相关的产品应表明，这些产品并非有利可图。但这些提议都没有真正取得进展。而另一方面，罕见病患者及患者权益组织，一直将把《罕见病用药法案》的成功视为开发罕见病用药的动因。但这些权益组织认识到，很多罕见病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 Shehan律师特别提到，依据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的规定，将罕见病用药税收抵免从适用成本的50%降至25%。 除了税收抵免之外，更有效的激励手段是公立-私营部门合作
Retrophin公司首席财务官Laura Clague会计师表示，患者知情的研究，以及与患者权益团体有意义的合作，是公司实现使命的关键所在。
▲Retrophin公司首席财务官Laura Clague会计师（图片来源：Retrophin公司官网）
“临床试验可能会给亟需患者带来希望。生物技术药物生态系统中，患者告诉我们需要什么，FDA制定指导我们科学开发的法规和指南，但投资罕见病临床研究与否，最终的决定权在董事会。”Clague女士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95%的罕见病，并没有获得FDA批准的治疗药物，因此“风险非常高”。她指出，尽管恪守她担任的首席财务官的底线，属于她的职责范围，但“决定继续推进罕见病研究或叫停，有时不仅仅取决于数字。”
Clague女士表示，她的公司在药物开发流程中，很早就融入患者的声音，这项调整很重要，能使研究者能够获得有关罕见病的第一手信息。在开发流程伊始，对相关罕见病的了解往往不够深入、充分。在开发罕见病用药时，数据不够充分成为拦路虎，但借助《21世纪治愈法案》（the 21st Century Cures Act）等规定的法定措施，有助于推动通过合作化解这类困难。
“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现实中，资金往往有限。” Clague女士表示，像她所在的这样的小公司，可获得的资金量，将不可能支持对潜在治疗药物的无限探索。公司面临的这些实际困难，正是包括罕见病用药税收抵免在内的激励措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之处。”税收抵免以及其它激励措施，“有助于确定公司形成支持项目的财务能力边界，而这正是董事会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没有税收抵免，这些计划中能够推进的项目更少。”Clague女士认为，2017年税收改革时，将税收抵免砍去一半，不尽合理。虽然相关的具体数字尚未公布，但预测和资金投入决策正受到税收抵免的影响。她呼吁支持一项两党提案，将恢复对罕见病用药的50%税收抵免，并加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对罕见病的监测。
Clague女士表示，“激励应该反映今天的努力和对社会的潜在贡献。但如果只关注税收抵免激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了大局。”Clague女士在讨论中，敦促国会鼓励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开发和公立-私营部门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在（药物）发现上实现飞跃，如果只凭一己之力，我们谁也无法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