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病是指发病率极低一类疾病，具有病情严重、诊断困难、误诊率高、可治愈率低等特点，是需要重视和亟待攻克的医学领域之一。近年来，受政策和技术的推动，罕见病领域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当前，我国罕见病发展现状如何，国家、医学机构等各方组织从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本期【遇见·罕见】，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抒扬教授，结合百年协和发展历程，为您讲述中国罕见病事业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多管齐下，助力罕见病事业发展

NRDRS五年建设，已初见成效

张抒扬教授：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统（NRDRS）是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专项“罕见病临床队列”项目，由北京协和医院负责建设的国家级罕见病在线注册平台（www.nrdrs.org.cn）。NRDRS建设目标是确立统一的罕见病注册标准和规范，联合全国罕见病临床研究的优势单位，形成罕见病研究协作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患病率相对较高、疾病危害较大的罕见病注册研究，推动我国罕见病临床诊疗能力提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成立发展至今，NRDRS经过五年多的建设，在不断实现建设初衷的同时，也成长良多：

*项目协作单位已涵盖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01家医疗机构和高校，数量已达项目建设初期的五倍；

*NRDRS共对171种/类罕见病开展注册登记研究，建立了188个临床研究队列，注册登记68,137例罕见病患者，并对其中的19,845例患者进行了生存状态追踪，与患者建立了长期、密切的联系；

*在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NRDRS采集并保存了16,987例罕见病患者的生物样本及相关信息，将为罕见病发病机制的探索、新兴治疗药物的研发与筛选积累了宝贵的数据资源。

NRDRS作为我国首个标准化的超大型、多中心、多病种罕见病注册登记研究平台，实现了我国罕见病注册登记研究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其广阔的覆盖范围和庞大的数据体量也为我国罕见病临床研究、流行病学研究和相关医疗产品临床试验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NRDRS的长期、持续运行也将成为突破罕见病研究发展瓶颈、搭建医药产业、医生（研究者）及患者之间沟通的最优与最可靠模式。

针对挑战，多方努力提升我国罕见病诊疗和保障水平

张抒扬教授：当前，我国罕见病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诊疗水平、药物可及性及治疗可负担性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罕见病诊疗水平：罕见病往往累及全身多个系统组织，诊疗难度大，漏诊误诊率高，“罕见病医生比患者更罕见”是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药物可及性：疾病确诊后却缺乏有效治疗药物；或有药可治，但尚未在国内上市；或药物虽在国内上市，却未获批罕见病适应症。

*治疗可负担性：部分罕见病有药可治，但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抑或“超适应症用药”导致医保无法报销，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关于罕见病，我们急切需要知晓的问题有：我国有哪些罕见病病种？罕见病患者有多少例，分布在哪里，各病种的患病率和年发病率是多少？各种罕见病的诊疗难点是什么，有效治疗手段有哪些？罕见病标准诊断流程及临床路径如何确立？国内罕见病诊治的优势学科和临床团队发展现状如何？罕见病诊疗培训及网络搭建如何规划和实施？各病种医疗费用及罕见病患者的医疗负担面临怎样的现状？

针对上述挑战与亟待明晰的疑问，我国罕见病保障工作目标有：确定中国罕见病定义；明确罕见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针对性的制订支持政策和预防策略，为孤儿药及相关诊疗方法的研发提供参考；缩短确诊时间，降低误诊率，提高诊疗效果；为罕见病患者提供准确有效的就医指导；支持全国罕见病协作网络的有效运行；支持国家快速上市和引进孤儿药等政策制定；为罕见病患者诊疗费用的医保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罕见病的诊疗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了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建立了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及国家罕见病质控中心。通过政府和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我国罕见病诊疗和保障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中，罕见病药物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均得到有效提升。2019年版医保目录包含22个罕见病用药（覆盖13个病种的罕见病），而2020年版医保目录中罕见病用药增加至45个（覆盖22个病种的罕见病）。于近日更新的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再新增7种用于罕见病治疗的药物（包括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治疗多发性硬化的氨吡啶缓释片、治疗法布雷病的阿加糖酶α注射用浓溶液、治疗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Ⅳ、治疗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治疗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依洛尤单抗注射液以及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的氯苯唑酸软胶囊）。

罕见病医保可用药物的递增，病种覆盖范围的扩大，标志着我国罕见病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及医疗保障机制日益健全，罕见病患者的医疗保障得到进一步完善。此外，随着更多的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罕见病药品，临床医生也会积累宝贵的临床用药经验，有助于提高医生识别、诊断及治疗罕见病的能力，从而提升我国罕见病整体的诊疗能力，让更多的罕见病患者获益。

让我国罕见病规范诊疗有据可依

张抒扬教授：罕见病是一大类的总称，其中每个病种的诊疗都各有特色。如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心肌病（ATTR-CA）

属浸润性心肌病变，该病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不仅临床医生对此病认识不足，疾病诊疗也缺乏规范的流程；此外，既往ATTR-CA确诊依赖病理活检，临床开展较为困难。因此，ATTR-CA存在严重的漏诊及误诊现象。

近年来，随着ATTR-CA相关研究的日益增多，诊断流程的日益规范化，学界普遍认为该病的患病率可能被低估；而无创确诊手段及有效改善预后药物的出现，使得我们对ATTR-CA的临床表现、诊断流程和治疗手段不断规范及更新：

*2020年，素有医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将最佳生物技术产品奖颁给了治疗ATTR的药物：Paritisiran、Inotersen及氯苯唑酸。这些药物的问世，极大的改变了ATTR无药可治的局面。其中，氯苯唑酸为口服小分子药物，可抑制TTR淀粉样蛋白纤维形成，能显著降低ATTR-CA患者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相关住院率。2019年80 mg氯苯唑酸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ATTR-CA。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也于2020年10月批准氯苯唑酸（改变剂型后为61 mg）用于治疗ATTR-CA。氯苯唑酸是目前唯一有证据可改善ATTR-CA患者预后的药物；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于2021年4月发表了《转甲状腺素蛋白心脏淀粉样变诊断与治疗中国家共识》，为我国ATTR-CA的诊疗提供了可靠依据。

我国疑难罕见病诊治，协和先行

张抒扬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建院伊始就以诊治疑难罕见病为己任，协和三宝之一的病案，更是见证了中国罕见病诊疗里程碑式的进步：

*记录了中国第一次诊断罕见病：1922年中国第一例多发性硬化；1929年中国第一例嗜铬细胞瘤；1931年中国第一例肝豆状核变性；1935年全球首先命名“肾性骨营养不良”；1981年中国第一例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1993年中国第一例线粒体病等。

*开创了前沿治疗方法的诸多第一：1922年，中国第一例脊髓肿瘤切除术；1924年，中国第一例乙状结肠镜检查；1934年，中国第一例胰岛素瘤切除术；1938年，中国第一例肾上腺瘤切除术；1983年，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新生儿病房和重症医学科；1984年，首次开展中国第一例人工耳蜗植入术等。

北京协和医院百年传承发展至今，健全的学科基础为中国罕见病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发挥了引领全国的作用；此外，北京协和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的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国家罕见病质控中心及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唯一的国家级中心等国家级罕见病诊疗研究平台，将基于诊疗研究体系，与全国同道共同推动我国罕见病临床及研究成果转化的发展，惠及罕见病患者。

医生在罕见病诊疗中处于关键位置，而青年医生不仅是国家医生资源的储备军，也是开展临床工作的生力军。针对当前罕见病专业人才资源短缺、医生诊疗能力不足的现状，2021年北京协和医院编写了我国首部研究生国家级规划教材《罕见病学》，并在协和医学院开设课程。我们每年通过线下或线上开展罕见病专病培训，全国已累计培训超过10万名医生或医学生。

北京协和医院将秉承“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继续完善罕见病人才培养体系，填补罕见病高等教育（本科及以上）的空白，也将在北京协和医院罕见病诊疗研究平台中为全国罕见病专业人才提供学习、深造及实践的机会，欢迎青年医生和基层医生积极参与罕见病相关培训及知识普及，提升罕见病医生的整体诊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