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分析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数据时发现，第一剂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与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也称为格林-巴利综合征）---病例的小幅但显著上升之间存在关联。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Brain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OVID-19 vaccination and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nalyses using the National Immunoglobulin Database”。

然而，这些作者表示，目前仍不清楚这种关联的原因是什么；此外，观察到的少量GBS病例似乎与之前在其他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中看到的病例增加相似。

这些作者以前已发现导致COVID-19的SARS-CoV-2感染和GBS之间没有可测量的联系；这项后续研究着手调查GBS和COVID-19疫苗接种之间存在的任何关联性。

GBS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攻击外周神经系统，通常会导致肢体麻木、无力和疼痛，有时还会导致呼吸麻痹。GBS常常发生在感染之后，特别是一种由弯曲杆菌（Camplylobacter）引起的胃肠炎，在弯曲杆菌感染中，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了神经组织而不是这种病原菌。

GBS通常是可逆的；然而，在严重的情况下，它可以导致涉及呼吸肌的长期瘫痪，需要呼吸机支持，有时会留下永久性的神经功能障碍。神经科专家的早期识别是正确治疗的关键。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作者对NHS数据进行了一项基于人口的调查，以跟踪GBS患病率与COVID-19疫苗接种推广情况。此外，作为英国医院监测数据的单独研究的一部分，他们研究了报告的GBS病例的表型（特征/症状），以确定COVID-19疫苗相关的GBS是否有任何特定特征。

英国背景和分析

在英国，辉瑞COVID-19疫苗（tozinameran）于2020年12月推出，随后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ChAdOx1 nCoV-19）于2021年1月推出，然后莫德纳COVID-19疫苗（mRNA-1273）于2021年4月推出。

这些作者观察到，在2021年1月至10月期间，英国国家免疫球蛋白数据库中记录了996例 GBS病例，但2021年3月至4月期间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GBS报告高峰。在这两个月里，每月约有140例GBS病例，而历史上的患病率是每月大约100例GBS。

为了确定这些病例是否与COVID-19疫苗接种有关，他们将GBS发病日期与英格兰国家免疫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疫苗接种数据联系起来。

他们的分析显示，198例GBS病例（966例中的20%）发生在英格兰第一剂COVID-19疫苗接种后的六周内，相当于每10万次接种有0.618例。其中，176人接种了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21人接种了辉瑞COVID-19疫苗，1人接种了莫德纳COVID-19疫苗。在任何第二剂疫苗接种后的六周内，只报告了23例GBS病例。

总的来说，在第一剂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之后，每百万剂疫苗接种出现5.8例超额GBS病例，相当于2021年1月至7月期间的绝对总超额病例在98至140例之间。第一剂辉瑞COVID-19疫苗和第一剂莫德纳COVID-19疫苗以及任何的第二剂疫苗都没有显示出超额GBS病例风险。

在评论这些数字时，论文通讯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病学研究所的Michael Lunn教授说，“在接种COVID-19疫苗后的2至4周内，GBS病例的数量较多。在第一剂疫苗接种后24天左右观察到一个病例高峰。第一剂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接种导致了这种病例增加的大部分或全部。其他COVID-19疫苗的第一剂接种或任何COVID-19疫苗的第二剂接种后都没有观察到类似的模式。”

图片来自Brain, 2022, doi:10.1093/brain/awac067。

在单独的表型研究中，这些作者使用了一个英国范围内的多中心医院数据集，收集了2021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临床医生报告的GBS病例的事件数据。在总结这项分析时，他们发现，相比于未接种COVID-19疫苗的GBS病例，没有特定的临床特征，包括面部无力（在医学文献中受到特别关注），与COVID-19疫苗接种相关的GBS有关，这表明从正常发生的背景病例中发现疫苗接种相关病例是多么困难。

Lunn教授说，“仅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接种与GBS之间存在关联的原因尚不清楚。SARS-CoV-2感染并没有强烈的或可能的GBS风险增加，而且与辉瑞COVID-19疫苗接种相关的GBS风险没有增加，这意味着SARS-CoV-2刺突蛋白不太可能是GBS风险增加的致病因素。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和类似疫苗中用于携带核酸的病毒载体可能是原因，但这需要进一步探讨。”

疫苗相关GBS的历史背景

在1976年美国的猪流感疫苗接种活动中，与当时的新型流感疫苗相关的GBS有小幅增加。当时，这种疫苗接种活动被停止了，因为从统计学上讲，患GBS的风险比背景（正常时间）要高，尽管随后的统计分析发现，这种关联性的风险比最初认为的要低。

阿斯利康第一剂COVID-19疫苗接种后的超额发病率（excess incidence）估计为每百万剂疫苗5.8例，与1976年“猪流感”疫苗的估计值相似，并高于报告的现代流感疫苗和黄热病疫苗接种引起的超额病例（但在同一数量级内）。它远远低于与空肠弯曲杆菌胃肠炎或寨卡病毒相关的GBS发病率的千分之一。

Lunn教授补充说，“目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可能导致GBS病例的小幅上升。可能是易感个体发生了非特异性免疫激活，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类似的风险可能适用于所有疫苗类型。因此，提出经常用于开发疫苗（包括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的猿猴腺病毒载体可能是风险增加的原因，这是符合逻辑的。在以前的研究中，腺病毒与GBS没有强烈的关联性，而且腺病毒疫苗接种与GBS之间的任何关联也只被报道过一次。然而，在英国，对GBS病例没有常规进行腺病毒检测，腺病毒是否可能在‘特发性’(原因未知)或‘SARS-CoV-2阴性’GBS中占一定比例，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资料：

Ryan Y. S. Keh et al. COVID-19 vaccination and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nalyses using the National Immunoglobulin Database. Brain, 2022, doi:10.1093/brain/awac067.